许多人将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看作是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市场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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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跨国公司便已经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那时，我刚回到中国做咨询顾问。1993年1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是第一家由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的中国办事处。在此一年前，邓小平视察了南方，鼓励持续拥抱改革开放的精神。

此后不久，西方跨国公司便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一些企业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低成本采购”的基地，更多的同时关注中国在（较低的）生产成本和（潜在巨大的）市场收益两个方面的潜在优势。

跨国公司在华表现

时间跨越到今天，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分为三类：没能成功的，有意无意踩到“红线”的，以及取得不错成绩的。

第一类企业进入中国后付出了努力，但最终未能取得它们可接受的成绩。这些公司一部分彻底离开中国，一部分只保留了少量业务并调整了业务模式。这些公司分布在许多行业，如消费品、家电、电子产品以及汽车等。

它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无法快速调整自己的产品或商业模式以更好地适应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有的与中国本土公司未能有效竞争；有的没能组建合适的本土领导团队；还有的无法在海外总部和中国本土团队之间在决策的授权上找到平衡的管理方法。

第二类是一些有意或无意踩到“红线”的公司。

第三类是在中国取得了不错成绩的公司。对于此类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即使不是它们最大的市场，也已成为它们最大的市场之一。这些企业的共性是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市场的需求，打造了比较有执行力的中国本土团队，并在海外总部和中国团队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贡献

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它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技术，同时还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开拓了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

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海外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变得流行起来。上世纪80年代，一罐可口可乐会被人们当做一件礼物。

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王府井开业，吸引了大批中国食客排长队。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肯德基和麦当劳仍然是许多中国家庭聚会的餐厅选择。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车型是大众桑塔纳。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别克品牌在中国市场也被定位为高档车。在手机行业，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也曾经风靡一时。

跨国公司也为中国的出口带来了不少贡献。例如，美国零售商沃尔玛和塔吉特百货等开始大量从中国进货，进而帮助中国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供货商集群。

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开始在本土招聘团队，并提供完善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这些理念和经验帮助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开拓了中国年轻一代的视野。新一代本土经理人随之出现，其中一部分又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在国际层面的高管或董事，继续吸纳全球各地的管理经验。

除此之外，法务、审计和咨询等西方常见的专业服务来到中国，促成了中国商业实践与国际规范的接轨。

中国对跨国公司的贡献

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跨国公司发现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且快速增长的市场以及重要的供应源。

西方公司从中国出口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中受益不少。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过去几十年来，低成本的中国进口产品协助了它们将通胀控制在较低水平。这些低成本和快速生产的产品背后，中国和中国企业也牺牲了很多。最常被提到的例子便是快速生产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

多年来，西方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是它们总是在抄袭（“山寨”）西方的产品，这确实是过去一些中国公司的做法。而现在，中国企业们正在发力创新，竭力摆脱这种印象。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创新思想的源泉。

无线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孕育出很多中国创业家。他们在电子商务、移动出行、社交媒体、游戏、本地服务和在线支付等领域开创了许多商业模式的先河。在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制造、新能源、通信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通信等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的创新突破，并且在专利注册方面已经成为世界领导者。

在短短二十年里，中国企业的创新已经建立了不错的声誉。西方企业逐渐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创新，有些亦开始学习这些创新。

改革开放持续进行

我们可以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自由程度：1) 产品市场自由度；2) 所有权自由度。

产品市场自由度衡量的是外资企业被允许在中国销售产品，制定产品价格以及选择销售渠道的自由程度。而所有权自由度衡量的是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拥有自己业务的程度。

当我刚开始在中国从事咨询工作时，大多数行业对外资有许多限制。消费品行业（除碳酸饮料类别外）是为数不多的开放领域之一。零售、汽车、医药、电信和物流等领域的外资企业需要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例如，想要在中国生产汽车的外国汽车整车厂需要与中国本土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并且外商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过50%，此外还要求这些外国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合资企业。在保险业，多家外资保险公司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希望中国保险行业逐渐开放，并为获取牌照做好准备。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行业都已对外资开放。在绝大多数的行业中，外国公司可以选择独资经营。例如，汽车整车厂不再需要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就可以在中国生产。而过去相对封闭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化工等行业，也逐步开放给外商投资。

2023年10月，中国宣布将取消制造业领域对外资的一切限制。

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与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苹果公司和特斯拉能够利用中国市场来扩大他们的收益就是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并且快速发展的市场开展业务并不容易。多年来，当被问到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有何看法时，跨国公司高管通常会回答：“在中国开展业务很难，风险很大。”不过，当问到是否继续在中国投资时，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会。”

不过，跨国公司在中国也会碰到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在医疗保健领域，制药和医疗器械跨国公司经常发现监管机构通过计算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监督它们的产品定价是否合理。

另外，在实施中央政府政策时，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政策解释，各地会出台许多地方层面的措施，但彼此之间却不一定完全一致。跨国公司往往需要应付不同地区的规章制度。

除此之外，中国快速变化的竞争格局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视野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企业前期相对稚嫩的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能力，让许多跨国公司没有把中国公司视作竞争对手。然而，当中国公司通过不断学习和进步，许多跨国公司突然发现被打得措手不及。它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企业向它们学习并在许多方面超越它们的能力。

大变局与新的世界秩序

20世纪90年代，我从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那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这体现了中国人希望拥抱全球化、融入世界的心态。

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中国进口商品增收额外进口关税，并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技术实施制裁。他的继任者拜登更是加大了制裁力度，尤其是针对高端产业——半导体产业的制裁。

中国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措施。之后，接踵而至的新冠疫情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的五年里，世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快速变化的人口结构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轮廓正在形成，其中，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经济大国的崛起是这些结构性变化的驱动力之一。

最近的一些事件也许标志着转折的来临：2021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七国集团；2023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额超过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出口额总额。

世界秩序正在寻找新的平衡，重心逐渐从西方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转移。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应链从15年前就逐渐离开中国，但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和精密电子零部件等高端产品的新供应链也在形成。

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可能使美元主导地位面临重新调整。根据SWIFT数据，截至2023年9月，人民币已超过欧元，成为SWIFT贸易结算中全球第二大常用货币。

中产不仅在中国增长，也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仅在东盟地区，中产数量预计在2030年之前翻一番，达到3.34亿人。

在未来几年，对消费品、食品和农产品、汽车、智能设备、医疗用品与药品、工业产品、金融服务、旅游和媒体等领域的需求的地理分布将发生显著变化。

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的企业（相较于西方国家企业）能够提供质量更优、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这些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逐渐拥有了更加强劲的地位和优势。

新的世界秩序将带来更高的复杂性和更多的维度。虽然仍会有“小院高墙”，但亦将会有其他力量促进更多的合作。

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会有所提升。目前主要依赖有限自然资源进行贸易的国家将更加注重制造业出口。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财力雄厚的国家，正致力于利用西方和中国的最新创新成果提升科技的水平和应用。

随着埃及、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等国家成为金砖国家成员，金砖国家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联系和协同效应将不断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金砖国家内部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受益。

中国最近在芯片方面的突破将重塑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格局，从而影响全球化的未来。我们会看到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向中国转移，中国作为智能手机、物联网产品、智能电子产品、智能网联汽车等一系列科技产品创新和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加强。当然，亦有一部分供应链会在其他国家建立。

随着世界多元化，中国的制造业实力必然会扩展到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比如，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等拥有从电动汽车制造到消费品等多种产业的国家已经从这种多元化中受益。与此同时，北非的摩洛哥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电动汽车制造中心。

在这些转变之间，一些“脱钩”和“去风险化”将仍可能发生。不少的国家政府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开始表现出担忧，无论它们是在真实地阐述还是在滥用这个概念，“国家安全”确实变得更加普遍了。

今天，许多人在谈论“去风险化”时，往往会将中国视作一个会对业务开展带来风险的地方，但其实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于对大局的误判。商业领袖需要有足够的判断力，将关于中国的“噪音”信息与中国的基本现状区分开来，客观地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并针对不断变化的新格局制定合适的战略。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新的世界秩序将很可能表现出一个特征——世界重心重新向欧亚大陆转移。经过几代的演变与颠覆，新的欧亚大陆将与过去大不相同。依靠“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这类区域合作的举措和力量，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会逐渐出现。

展望未来

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演变，中国在新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方式也将与过去几十年截然不同。中国的实践经验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条可选择的道路。

作为全球商业与贸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跨国公司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今天这个快速演变的格局中，企业领导者需要思考他们的企业在这个新世界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中国市场在他们的战略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中国当战略顾问的头十年，我常常感觉到，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并不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中国人学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跨国公司客户告诉我，中国企业永远不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对他来说，中国企业充其量只能为跨国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制造支持。尽管这种想法很少会被公开表达，但当时许多跨国公司管理层普遍认为“我们是来中国教你们的，因为我们更有经验”。

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我与一位美国客户会面。六个月前，他被派来中国负责一家美国大型工业公司的中国业务。他当时告诉我：“在我来之前，我以为我是来教中国人的；但当我来到中国并有了亲身经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来这里更多是来学习。”

客观来说，他可能太谦虚了，我相信他既在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同时也指导了不少中国人。

在当今这个大变局时代，中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将进一步迭代，并继续成为国际商业发展关键驱动力。

（作者系高风咨询公司CEO）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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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祖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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